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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拱北海關出來,撲鼻一陣陣濃烈的汽油味。我們一走到街上,人羣中立即有幾個人向我們走來:「要不要換人民幣?要不要唱外滙券?」母親一開始也沒有理會,拖著我走了一會,直到來到那灰衣大叔旁邊,已經是第四、五個向我們提出換錢的人了,母親似乎這時才立定了主意,終於停下來。
那時候人民幣對港紙是一對三,但這黑市唱錢的匯率好像可以低至一對二。母親從手袋中拿出港紙,灰衣大叔在我們面前把人民幣數了兩遍:「…七,八,九,一百」這時旁邊小巴內鑽出一個大嬸,大叫著「公益、大江,開車啦」母親連忙接過人民幣,一手把大大小小的行李舉起,勉強兼顧著兒子,急忙地上了小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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母親把行李和我安頓好後,車子已經出發了。這時候母親才把人民幣拿出來再數一遍,才猛然警覺只有九張,不知道那大叔用了什麼魔法把戲,在交錢那一刻把第十張人民幣變走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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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大江墟的車程當年要兩、三個小時,我睡醒一覺車外仍是千篇一律的稻田,窗外飄來陣陣的田園氣息,混合著車內的汗味。那時候還是四、五歲的我,看到車箱內擠滿了大大小小行李,當中放在我腳旁的大袋,有兩件圓柱形的硬物微微凸出來,頂住了我腳。我問母親:「這是什麼?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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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是電筒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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返鄉下的前幾天,我聽到母親跟父親說:「鄕下的弟弟要我買一盞單車的車頭燈,晚上在田間踩單車時不用摸黑。他要的是腳踏發電那一種,一踩腳踏車頭燈就會發亮。但我到處找也找不到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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父親反問:「為什麼不索性把電筒綁在車頭;腳踏發電的車頭燈特別貴,而且難買,又需要特別安裝,你的單車一停下來又會馬上熄掉,那豈不是更不實用?」
於是這兩個電筒就放在行李中,頂住了我的腳。
我把那大袋撐開一點,忍不住問母親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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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為什麼每次返鄕下也要帶那麼多東西?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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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因為鄉下的人很喜歡從香港帶回去的東西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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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為什麼呢他們這麼喜歡香港的東西?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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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因為鄉下生活很艱難,沒法買這東西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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母親望望坐在前面座位穿綠色制服的解放軍,輕聲道「我以後才慢慢告訴你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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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來她陸陸續續對我解釋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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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很久很久很久以前,發生了一場很大很大的饑荒,各地都沒有食物,死了許多許多的人,全個國家除了香港和澳門無一幸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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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為了接濟鄉下的親戚,我們寄了許多東西返大陸,一開始是寄麵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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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麵包需要經過特別處理,首先是放一窩水,然後放些黃糖,煮滾後才把整條方包放下去,方包「索」(吸)盡了糖水,再曬乾。這種超甜的方包更加耐飽,因為飢餓的人特別需要糖份。那時全香港的人用這樣的方法來寄麵包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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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來我讀歷史,看到1948年的徐蚌會戰/淮海戰役,國軍被困徐州,蔣介石下令全南京一起做大餅,空投補給杜聿明,我總會聯想起母親為鄉下補給的特製黃糖方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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母親對我說:
「除了寄麵包,我們會用毛巾把黃糖包住,鄉下的人收到之後又有黃糖吃,又有新毛巾用。
「當時包裹規定最多兩磅,因此裝油鐵罐的容量是限定了,裝滿生油後剛好是兩磅。當時灣仔有雜貨鋪專門替人用鐵皮焊製這些鐵罐,焊接師傅當年接這生意接到手軟,應該是發了大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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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我們也曾寄過豆豉,不是豆豉鯪魚,只是豆豉。一磅豆豉可以送飯供整家人吃好幾餐,相當實用。豆豉寄到鄉下要拿出來再曬乾。由於生活實在太艱苦,便宜如豆豉的東西也會有人偷。有一次屋外曬的豆豉不見了,偷豆豉的人窮得衫袋也破了,豆豉從破袋來漏出來,留下一條豆豉痕跡,我們沿著追蹤到隣居阿㚪家。阿㚪是親戚,因此我們也沒有追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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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匆匆上車」就是最好的行騙機會。
幸好父親想到電筒絶橋
有電芯才行